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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行为将会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吗？(第5页)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整理    更新时间：2007-8-31

anlin，1999）。
　　
　　在另一篇解释为什么“大规模外国资本投资西部的时机尚未成熟”的文章中，作者冷静地指出“外国投资将赢利作为目标”，这与中国的投资决策形成了不言自明的鲜明的对比（LiXiaoxi，2000，pp.19）。
　　
　　当由政府官员帮助形成投资决策时，这一判断看来尤其合适。项目经理们在寻求政府官员的审批时坚持指出“一个大型的煤油项目……不应该仅仅从一个标准来判断它是否经济的，而应该从全国的能源战略角度来考虑”（Energy，2002）。当由政府投资建设铁路项目时，成本和价格的决定“不计算本金和收益”，从而使得“吸收私人资本变得不可能”。更一般的是，政府资金的投入“首先考虑的是公平原则，同时还要考虑发展航天、国防事业，团结各民族，消除贫困和其他政治因素，然后再考虑收益率”（ZhouWangjun，2002）。
　　
　　在投入国家发展基金时，中国并非是考虑这些因素的唯一的国家。但是在中国，政府对投资决策的干预远远超过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由于对几个东亚经济体实践的产业政策获得的成功（尤其是90年代以前）印象颇深，中国各个层面上的政府官员都急于把资金投向那些“成功的”商品和产业。事实上，他们更有甚者还试图通过直接的政府干预而创造出成功企业。
　　
　　因而，“中国的计划是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之内在重要的经济部门创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100家巨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ZhaoHuanxin，2000）。在汽车工业，“必须加快兼并重组的步伐，创造出若干有强大生产发展能力的大型汽车集团”（GongZhengzheng，2001）。
　　
　　这种向巨型化倾斜并忽略商业一体化潜在收益（全球范围内的合同转包是否会优于创造有强大生产发展能力的大型集团呢？）的做法在下级行政领域也得到了回应。杭州市的副市长不顾该市的实际情况，以为“好的产业必须依赖于大型的企业”并声称“我市有望在未来的五年内发展出若干年销售额达15亿到60亿元的大型企业……他们将成为本市的主导产业”（WangLing，2002）。其他的地方政府也有类似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优先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政府预算这个范围。一个有关失败的投资项目的调查发现：
　　
　　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项目都是以能否获得政府和上级领导的支持为激励的，这些支持的形式包括地区的产业政策倾斜，特殊的税收和贷款待遇。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详细的市场调查和需求分析几乎不被注意（Huangetal.1999，pp.11）。
　　
　　最近，财政部在全国层次上建立的企业司和省市级层次上建立的相同性质的实体，也许正是以商业利益为代价，来加强政府对企业领导人委任、商业政策挑选、技术选择和投资决策的影响。（注：在2001年5月访问中国期间，企业司的代表曾向我明确地谈到，他们的计划和操作程序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目标原则完全一致。有关这个实体的工作议程和目的的书面描述可见GengHong（2001），WangLimin（2001），和MinistryofFinance（2001，2002）。）近在工业领域政治学习的扩大也显示出与金融领域相同的趋势，即政党对企业人事任免的重要影响。（注：党校和会议教授了些什么呢？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批评银行家们“忽视党的政策而仅考虑商业利益”（GilleyandMurphey，2001）。这说明政党的影响限制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现中国金融政策最基本目标的能力：墨守惜贷原则、拒绝向不具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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