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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行为将会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吗？(第4页)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整理    更新时间：200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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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扭曲的要素价格
　　
　　经济改革在全中国范围内都提出了以经济利益作为人们行动激励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该期望相对成本和价格对人们的投资决策将产生持续上升的影响。虽然经济自由主义在很多领域已经使价格反映稀缺性，例如提高能源的成本价，但是重要的扭曲依然存在，尤其是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从理论上说，从90年代初雇主就对工资的设定享有很大的自由，但事实上，工资管制依然大范围存在。政府工作人员发布详细的工资指导方针并限制经理主管人员的补偿工资的形式和实质。（注：在200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展示了北京市政府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资指导方针。LiuFan（2002，pp.36）则明显提到了深圳的情况，标题为“由市监管部发布的劳动力市场指导价格”。中国的企业似乎需要（有时无法得到）政府的允许才能进行改革，例如基于个人表现而非资历的工资制度、向企业的经理管理人员发行股票期权。）过去的数年中，虽然劳动力需求疲软但是城镇职工的工资却经历了一个急速的上升。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国有部门雇员的平均货币工资上跳了65.7％，而与此同时就业却下降了3400万即31％。这一奇特的巧合源于两个原因。（注：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把最近的工资政策解释成，为消除改革以前实施的“低工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而做的努力。事实上，改革以前的经济政策通过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而人为地限制了城镇的劳动供给，结果，与取消流动限制情况下将全盛行的工资水平相比，城镇工资是高了而非低了。由更大范围的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给城镇低技能劳动者带来的向下的工资压力表明，历史上的经济政策并未给中国城镇强加上“低工资”机制。）其一，提高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国有部门工人的工资是扩大总需求的努力之一；其二，大范围的提升工资也是致力于取消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工资差距，从而防止国有部门的人才外流。（注：例如，“在中国的银行中……‘大锅饭’在收入和住房分配方面依旧随处可见，从而难以向员工提供有效的激励”MiJianguoetal.（2001），pp.93。）
　　
　　与致力于提高工资有着相同目标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也刺激了利率的持续下降。因此从银行和企业债券市场获得贷款的名义价格相当的低，除此以外，支付条款不严格执行则更进一步降低了资本的真实成本。
　　
　　由此导致的高工资-租金比将会刺激那些潜在的投资者采用资本替代劳动的生产线和技术，而这与任何明智的分析家所推荐情况恰恰相反。虽然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贸易和制造业的活动将产生与此相反的趋势，但是扭曲的要素价格引导大量投资流向资本密集劳动节约的方向，明显地损害全面的经济绩效。
　　
　　2、过度的政府干预
　　
　　如果仔细检查投资资金的来源可以发现，得自政府完全控制（公共部门预算）和部分控制（银行贷款）渠道的资金只占全部资金的一小部分，那么，由此推论“绝大部分的投资决策都是建立在收益率和其他市场因素上的”似乎就是合理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政府官员在各个层面上对投资决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官方的投资审批制度和其他的经济优先权虽然遭到人们的批评，但是仍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之中。在批判投资行为时，中国的学者们毫不留情：
　　
　　虽然市场导向的改革始于20多年前，但是许多市场经济的基本成分在中国仍处于它们的初始阶段。政府指导的投资体制，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和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依旧在先前计划经济年代所浇铸的框架下运行（L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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