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力量。
第三,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之一是解决社会力量不对等,从而使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行为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边界和框架之内,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上同样如此。中国目前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是在法律上保护环境污染的受损者。
第四,造就其他保护环境与资源的社会力量。如传媒和消费者运动等。
第五,树立政府新的政绩观、企业将保护环境和资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概括来说,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中,更多存在的不是认识问题,甚至也不是制度问题,而是背后社会力量的不均衡。如果这样的社会制度很难建立起来,即使有再正确的认识可能也无济于事。(经济观察报记者黄锫坚整理)
与自然为友(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
“可持续发展”最早出现在1980年,当时由自然科学家、生态学家提出,1987年政治家也提出这个概念,内涵是在发展经济时如何处理和环境的关系。与此相关最著名的提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要也不损害后代的需要。1994年,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向全世界承诺。最近中共中央又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办法。
发展是人类社会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所做的努力,而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的转折,或者是价值观的转折。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不是指技术,也不是指管理,而是指对价值观的一种判断。
目前人类的生存碰到三大危机:第一是人类社会里财富分配不公平的危机,这是威胁人类生存、影响人类安定的问题;第二是资源危机,例如北京市缺水越来越严重,南水北调成功之后,假定所调的水都是干净水,也只能补充北京所缺之水的二分之一;第三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简称环境危机。
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寻求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理论以及具体的发展方法来缓解这三大矛盾关系。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文明将接受根本的挑战,它也意味着,在这以前的各种文明其本质是与自然为敌的文明,而今后我们要以与自然为友的文明来生存。所以,最根本的进步在于,人类从发展观、从生存方式上进行改变,包括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的改变。
忧患可持续(全国政协委员、“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
我只是一个保护环境的街头呼吁者。茅于轼先生对中国的发展前途相当乐观,他认为只要把市场管理好,就不用担心粮食、能源的紧缺。我的看法并没有如此乐观。
建国初,马寅初先生提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时曾遭到批判,批判的主要根据是他只看到人口,没有看到人手。批判者认为,如果人类同时作为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那么人所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可以远远超过人类需求。对于批判者的这个论证,我认为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人类的劳动力必须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相结合才能创造价值。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1949年,我国人口大概是5亿多一些。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从5亿增长到13亿。这是我们整个环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只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可以养人。13亿人口中的很多都挤住在东南沿海一线。关于耕地有多种不同统计,有统计认为我们的人均耕地为一亩五分,也有统计认为是一亩一分。无论如何,中国人均耕地数字远远低于世界粮食组织规定的平均线。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除了西南还有几条干净的江河之外,全国几乎没有多少干净水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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