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明确“1994年的宁波卷烟厂”的意义所在——

　　 199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16个年关。以温州模式而著称的浙江经济正如日中天，经商意识先天发达的“精明的浙江人”正畅游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而宁波尤得风气之先。宁波，“海定则波宁”，这个城市似乎注定是为海运、贸易、商业而存在。远古不必说，鸦片战争后她是“五口通商”的一站，1978年又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给这座城市带来名气的，无论是“宁波港”，还是“宁波装”，抑或“宁波帮”，都因商业的发达而生成。宁波人的市场意识及商业头脑是闻名的。在这样的城市氛围里搞国企，其压力及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事实正是如此，1994年的宁波卷烟厂职工，正是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身边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在民营、私营企业之间自在跳跃。他们埋怨着自己的当家人，羡慕着其他企业的各种待遇。这对宁烟管理者来说真是太为难了——要在“干社会主义工作”与“拿资本主义工资”之间寻求中和之道。不能苛责员工,当科室人员数年如一日地拿着28.77元的奖金时，管理者要高效指挥边支队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员工的反驳会让你十分的尴尬：“反正就这点钱，你爱扣不扣！” 员工既然不满意，那“让顾客满意”的呼喊只能“落实”到嘴巴上了。

　　 “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1994年的宁波卷烟厂，正是面对这样的生死考验。“搞国企，有太多的牵制，无疑是带着脚镣跳舞，太难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94年的宁波卷烟厂，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荜路蓝缕，艰苦创业；“大红鹰”正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压力，振翅腾飞、翱翔寰宇。回眸过去，尤其感叹这种“胜利”的可贵与艰难。压力的大小与胜利的价值总是成正比的。这也许正是宁烟当家人的“胜利”所在。

　　 宁烟人“让事实说话”：带着“脚镣”照样可以跳舞，而且可以跳出优美的“舞蹈”——“大红鹰”以区区九年时间完成中国卷烟市场“新锐”到“主力军”的质变飞跃！年销量从当初2000箱发展到2004年突破（？）万箱；从当初的小有名气直至腾飞到“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的荣誉巅峰；宁波卷烟厂也从当初的近4亿元税利扩张到今年的40多亿元（？）规模。

　　 支撑浙江烟草从资源小省发展到烟草强省的“浙烟精神”概括，首句便是“敢于拼搏，善于竞争”，“浙烟精神的实质是‘敢’”，这也正是宁烟精神的提炼写照。“敢于”戴着“脚镣跳舞”。是大英雄自风流，市场竞争永远只属于强者！宁烟当家人硬是凭着这股精神，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盘散沙的宁波卷烟厂，不无顺畅地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并使之蒸蒸日上。

在粗放与精细之间

　　 2003年6月的一天，何小寒——宁波卷烟厂党委副书记，有着30多年厂龄的老领导，召集中心宣传组成员筹备“纪念大红鹰开发成功九周年宣传活动。会上大家自然回顾起1994年以前的企业情况，也许是“久处兰室不闻其香”之故，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惊讶”于企业九年时间的巨变。“比如说，现在好象没有听到谁说脏话了”，一个细节的共同感慨折射出九年间企业管理由粗放到精细的质变。

　　 万事开头难。1994年的宁波卷烟厂管理者，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起点。

　　 1994年当时的现状，现任生产副厂长徐兆良深有体会：

　　 “那时车间乱透了，地上几乎没人清理打扫，车间地上有一层积泥，你可以用铲子去铲。工人坐在主任室里抽烟聊天，稍有不满就吵，工作安排不好也吵。那时是主任怕工人。到1993年，车间骨干走掉很多。三四百人的车间，挡车工、保修工调走三四十个。”

　　 如此现状，就不能管吗？

　　 “说抓劳动纪律，根本就抓不起来”，当年的劳资科长李晓星道。

　　 “1993年之前乱。就是一盘散沙。完不成任务，就加班，但加班又没钱。许多人都感到企业没希望。没人愿意干，技修工敲竹杠。工人不干活。病休的病休，请假的请假。”

　　 浙江省局对企业的诊断是：企业混乱的表象下是经营理念严重滞后！

　　 以洪波、徐芳权为首的新班子，很清楚当时处境下自己该做什么。

　　 重复旧的东西只能得到旧的结果，宁波卷烟厂该到“凤凰涅槃”时候了。

　　 东风来了——国家烟草总公司将世界烟草巨头菲莫公司来牌加工业务交给了宁波卷烟厂。

　　 与菲莫公司合作对宁烟产品质量提升的意义勿庸赘述。然今天看来，与菲莫公司的成功合作带给宁烟的更大财富也许应是观念的变革与信心的重塑。

　　 当时的宁烟生产，仍然延袭传统经验式操作规程。如果把做烟比成炒菜的话，那宁烟人是典型的中式做法，靠经验与感觉。所以当宁烟人自作主张地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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