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论语》，它很大一部分讲“仁”，“仁”是什么？从字面上讲，两人就是“仁”，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这就是“仁”。“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这与马克思对“社会”的阐述具有异曲同工的思想：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仁”的内涵很深，有“信”的问题，有“义”的问题，更有“爱”的问题。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国学大师南怀瑾对这句语的解释很有道理，他说没有“仁”的人，不但失意要忘形，得意也要忘形。我很赞同，具体到单个的人是这样，推及到人的群体——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也会这样。与10年前相比，宁烟人有理由得意了，但得意不能忘形，这就需要用“仁”为宁烟的胜利作基石作后盾作支撑，无“仁”，就不会有胜利的长度、广度，我们这篇胜利的大文章就没有中心思想，就立不起来。

　　 我们今天的胜利乃至今后的胜利必须立志于“仁”。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只有“志于仁”，才能上对得起国家，才能多做善事好事多多回报社会。怎样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除了“信之”是对待客户的经营之道外，“老者”和“少者”恰是我们爱心之举的重点，还有“弱者”。我们出资1亿元筹建大红鹰教育集团，损赠2500万元建立1000所西部希望小学图书室，捐赠100万元成立宁波市大红鹰青少年科技英才奖励金；我们为宁波老年乐园捐献2000万元，每到春节资助革命老区老红军生活费几十万元；我们出资200万元资助山西河曲县，成立大红鹰流动医院，诸如此类，我们的目的就是尽自己所能，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能“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

　　 我们把大红鹰定位在“胜利之鹰”，它的基本诉求有三：一、不折不挠追求崇高目标的拼搏精神；二、用爱心对待一切的博爱精神；三、永不自满，天天进步的超越精神。

　　 这三点与孔子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传承。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学术思想的中心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是大红鹰的品牌的诉求理念，即企业的追求；“据于德”“依于仁”是我们爱的精神，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游于艺”，我们的“艺”是“六艺”的现代版本，即企业的文化理念及质量、管理、营销、人才、品牌等诸多经营要素的结合，凭借着自身的“艺”，永不满足，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道德仁艺”这四者是相辅相承的。“德”与“仁”则是根，没有爱人的精神，则不会有被别人爱的可能，所以只有博爱，才能与社会、与消费者“久处约，长处乐”。

《论语》给我们的启迪是：胜利的最高状态是搏爱，有“仁”有“博爱”，胜利的广度才能最大化。

厚德方能载万物

以胜利者的姿态理解博爱的厚度

　　记者：在“大红鹰”旧牌翻新后的10年里，人们对宁烟给予很多的赞誉，胜利已成为共识，但至今却仍有少数一些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宁烟的胜利是建立在垄断行业基础上的胜利，因而宁烟的博爱很大一部分带有慷国家政策之慨的意思。您如何评判这一观点？

　　 徐芳权：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即使是对于胜利的认知，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是正常的，但你不能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我们从来都没否认国家政策对宁烟9年胜利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但我们也必须尊重这样一个事实：从1993年开始，在中国近200家卷烟企业中，有半数以上处于亏损或潜亏状态，相当数量的卷烟企业经济效益在滑坡，他们也是国家垄断政策的得益者。所以，政策决不是企业成败的唯一因素。现在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已越来越多，因而诽议也就越来越少。

　　 在“大红鹰”刚开发成功的前几年里，有人说我们的爱心之举是“做秀”，现在已很少再听到这样的说法，因为“做秀”的一个基本要件是企业主动的、刻意的找媒体来“炒作”，事实上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爱更多的是“默默地奉献”。我始终认为“做秀”的爱是浅薄的。

　　 作为一家国企，特别是相对较为成功的国企，一、必须照章纳税并以自身的努力让国有资产以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增值，二、必须对社会有所作为有所奉献。前者是法定的义务，后者属于经营道德的范畴。企业最终是社会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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