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白益民有自己的观察：“很多独立发展的日本企业在经济重创中都倒下了，像八佰伴，而与商社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大部分都走过来了。”

日本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要么进入政界，要么就首选各大商社。魏杰的同事中就有日本政要的孩子。它们不禁问：人脉关系分布在商社所有的关联交易中，它伴随着日本如此发达的商业运营机器，怎么能协调得起来呢？这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似乎很难想像。

诚信本来不是问题

对此，白益民说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看中国南方的商人，做生意很早就有一个习惯：亲兄弟，明算账。日本人就是这样。人脉关系与商业规则缠绕在一起，这是日本传统文化在商业中的积淀。”

小山说：“我们叫守法经营。人脉如果超越了准则，不遵守法律、社会责任、伤害公司品牌，那是对公司不利的，这样的事我们不做。1920年，我们那时的社长岩崎小弥太就提出了公司‘处事光明’的准则。虽然时代变化了，但一直是我们公司的宗旨。违背公司伦理、社会道德的人脉关系，就不是真正的人脉关系。对不起，我们不做。”

魏杰在美国思科工作过9年，他认为：“西方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很简单，一是一，二是二，争论起来都没关系，最后你有道理他照样听你的。日本人做生意不是建立在一个道理上面，更多的是建立在我对这个人的信赖上。比如：我买一样东西，中国人叫货比三家，日本人当然也会这样做。但对待不同的报价，除非有什么特殊原因，一般我就跟我的老客户做。因为我了解你，放心。没有说右杀价，左砍价，用A压B，B压C，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文化了。”

柴庆春则把视角拉了回来：“民国以前，我们的诚信是不存在问题的。只不过是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35年的断层，把两千年的文化隔开了，冲击很大。”

政府应该让商社“出面”

与魏杰的交流，由信赖聊到了政企关系。他非常感慨：“90年代，五金、矿产、土畜产、机械、纺织，所有中国企业的进出口都是行业垄断，别人不能做。但是国内进出口放开后，那些进出口公司没有及时看到市场变化。海尔自己做出口了，长虹自己做了，完全脱离了垄断。所以中国这些专业进出口公司全都萎缩了。

“我一直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些商社，来帮助政府行使整体经济领域里的协调。而现在大量事情是政府在做，这是做不过来的，况且有些东西今后政府是不能直接做的。因为政府参与经济太多，就会出问题。这完全应该让大型商社来做。

“日本政府每年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政府只是提供预算，拨钱。钱拿出来后，就让大商社去做事。还有像日元贷款等等，具体执行都是商社，政府绝对不参与具体过程。这也是给商社增加了很多功能。日本商社在帮助政府经援方面做得特别多。其实中国今后也有大量的外援，很多国家都有大量需要我们帮助的项目，政府都应该考虑。

“企业也应该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公司就有个口号：‘在你的工作中做好事。’这其中很重要的是说：你做一个业务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判断是不是好事。比如：你把一个产品介绍到中国，你要去判定这是不是对中国消费者有好处的东西。如果效果不好，你一定不要考虑去做”。

背景今昔

顺势应变，只为生存

理解一种管理体系，就必须要了解它的背景土壤与沿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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