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制度建设的实质就是一系列的程序设置：“举手”是一个程序，“签字”也是一个程序，只要“举手”或“签字”的程序存在，制度就会无需人为干预而自动发挥作用。我们常常为找不到责任人而苦恼抱怨，其实，我们缺乏的不是责任而是程序。只有一个管理者准备拿起笔签字时，他才会意识到“签字”意味着责任，这时，他才会真正感受到管理是责任而不是权力。相反，中国式管理所宣称的“不举手、不签字、不表态”，恰好成为了破坏程序的罪魁祸首，而个人私底下的所谓沟通达成默契，事实上成为了逃避责任的借口。

确实，尊重“程序”的过程，就是一系列良好习惯的培育过程，虽然它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远不如中国式管理那么有人情味，但是，它是一个组织管理的必需。在日本的新干线里，每个服务员进来，毕恭毕敬敬个礼，然后说：“欢迎你顾客”，即使当时车厢里没有一个人，她依旧会这么做，原因无它，只是她们的工作程序而已。至少，我个人十分反感蔑视泰勒的言论，假如没有泰勒为劳动设置一系列的科学程序，那么，劳动效率就不可能被大幅度地提高100倍以上，甚至可以说也就不可能出现流水线生产方式。

六、走出“重商主义”时代的泥潭

2006年8月25日，李嘉诚表示未来捐出的巨额财富，“不会少于我财产的1/3”。此前，他已经捐出了近80亿港币。以李嘉诚约1500亿港元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480亿港币，这将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伟大举动，李嘉诚本身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伟大商人，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慈善捐赠并不能证明一个企业的伟大。事实上，慈善不仅与企业管理无关，相反，它是在考验一个社会本身的运行是否成熟，一个普通老百姓捐赠一元钱比企业家捐赠100万元，社会意义反而更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使用“利润”或“慈善”来衡量一个企业组织的贡献价值，也不能将它作为衡量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标准，而是必须回归企业组织本身的贡献意义上来。

事实上，一个伟大的现代企业组织，总是通过伟大的产品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推动整个文明生活的进步。老牌的铁路公司是如此，当今的微软公司更是如此，虽然比尔·盖茨常常被称为世界首富，但我宁愿把他称之为推动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社会性功臣。因为通过他提供的视窗软件，我们才走入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这正是现代企业和传统商业的本质区别：胡雪岩个人创造的丰厚利润富可敌国，但对于当时中国晚清社会却几乎毫无贡献；福特的汽车公司却令美国成为了“坐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为整个美国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在我个人看来，李嘉诚个人是永远令人尊敬的，可他所领导的企业却一点都不令人尊敬。因为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李嘉诚先生是中国首富，却几乎很少有人能够说出他的企业的产品是什么。显然，他的巨额财富同他企业产品之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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