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私人企业走向公共企业的萌芽

2006年6月5日，九十高龄的台塑集团掌门王永庆宣布辞去台塑公司董事长一职，接任者却并非是其家族成员，而是跟随他多年的老臣李志村。至少，在我个人的印象中，这是中国著名家族企业第一次选择“外人”来做接班人。

无论怎样评价这个管理事件的历史意义都不过分。我们知道，接班人的问题，是中国所有的各类组织共同面临的难题。从历史上来看，一直是采用“内圣外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并不排除它也可能生产出伟大的领导人，但是，它实在是太不确定了，并且充满了个人好恶的随意性。事实上，最高管理者本身往往是企业组织事业最大的绊脚石，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等思想，确实在今天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为它强调的是个人权力或魅力对于组织的控制，因此，说它是影响组织公共性的绊脚石，其实一点不过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现代管理，而是个人控制。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企业组织不是私人性的，而是公共性的。从经济学意义来说，它意味着产权是私人性的；从管理学意义来说，私人产权恰好造就了企业管理的公共性，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因此，所谓的现代企业的公共性，意味着组织的两端——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必须是开放的、透明的、允许自由进出的，它是一个企业组织期望基业长青的制度基础保证。假如不能够有效地解决组织的出口问题，也就是不能够淘汰不合格人员——尤其是如何淘汰不合格的最高管理者本人——组织本身就不可能基业长青。

当然，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虽然一些企业从形式上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但骨子里却依旧是私人性的企业。世界船王包玉刚、电脑大王王安，都曾经是响当当的企业家，而且也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上市公司。但是，他们创建的伟大企业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随着他们个人的辞世或退休而消失了，原因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私人性的企业观念，抵消了现代企业制度应有的价值。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建设企业组织的公共性，既是观念性的，也是制度性的，二者互为影响并相互制约。

五、开始尊重“程序”的管理价值

2006年7月17日，在民生银行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刘永好“意外落选”民生银行董事会。显然，无论其真实内幕如何，最大股东却落选董事会，这是中国企业管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它意味着“（差额）选举制度”开始发挥作用。

事实上，即使是存在着所谓的背后操纵内幕，它依旧证明了制度程序本身的力量，只要这个制度所设置的“程序”存在（哪怕它是装点门面的样子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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