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行了西方的各种管理方法之后，人们开始回归研究什么样的管理才是最符合中国企业的管理，这种最符合的标准就是能够使以中国人组成的企业组织创造价值的能力达到最大化。这必然要充分考虑中国国人的民族族性与人文意识，以求企业管理的人本化和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那种效益的最大化、人本苛刻化的管理模式。应当如何研究中国的民族族性和人文意识呢？一般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法，和西方国家乃至日本国家这样的民族特点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来分析国民的性情特征。

　　 中国的文化与知识博大精深，但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又有很大的不足与缺憾。我们可以先从文化发展的源头来对比东西方文化的特征。事先说明的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国人的影响很大并且要持续下去，但随着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国人的很多东西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对比东西方的文化本原。

　　 中国人特征之一是不求精确性，这往往被人指责为惰性，特别是意识惰性和思维惰性。国人这种不求精确的本性有其文化的本原，因为中国文化中从易经开始就把事物的道理混为一谈，如“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等这类的词句，认为万物都是同理的，而西方却要深入的研究每类事物的自身特点，这就出现了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物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科学，他们把事物的规律和知识研究的更深入、更细致，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缺憾，既万理同宗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就久而久之国人的思维意识就不愿意去追究更细致的东西，太麻烦。在这一点上非洲国家的人更弱。

　　 国人的观念中没有大公概念，在处理问题时讲究圆满，也就是相关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圆满的相关利益中却没有大公的内涵。中国文化中处理关系时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而没有组织与人之间的，中国的文化中几乎没有对组织研究的成果，人们做事情时考虑的是你、我、他，惟独没有国家和集体的这个概念，但毛泽东管理时期是个特殊时期；中国的社会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中，都是从某个主体人的角度去考虑的，很少有把组织作为主体来考虑的（这一点管理中是要教育的）；另外，中国文化的泛伦理化和道德化的社会行为准则而不是西方法律化的 行为准则也是导致国人行为规律和西方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对规则的认可度与遵循度上，中国人灵活、不太讲究原则，因为中国的规则大部分是道德层面，而道德层面都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都不愿意遵守，所以那种嘴上谦谦君子、心理据利力争的所谓虚伪表现就有了。

　　 西方科学的发展导致了西方思维的探究性和寻源性，而中国社会伦理的发展导致了中国思维的遵从性和照搬性，所以西方发展出了庞大的现代科学体系，并且把做事物的方法弄到精细到及至，而中国却把祖宗的东西用了众多年也没有发展，还继续把祖宗粗枝大叶的东西继续用（这一点在管理中是要克服的）；

　　 中国的社会意识就是两派对立的关系，有皇上就有臣子、有父亲就有儿子，形成了以二元性为主体的社会意识结构，国家一直是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工具，或者是一方服务另一方的工具，在国人眼里，我是必须存在的一方，然后就只剩下另一方了，这种人际意识是其狭隘的起源，再加上道德伦理的桎梏以及自我利益的追逐本性的互相作用，形成了其虚伪、狡诈的人本性情（这一点是管理中要打破的）。而西方的社会意识是组织化的，在一个组织里面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大家可以在组织中共存；

　　 中国文化中给出的都是定论，一般不去追究其结论的合理性，也从没有认识到人自身的能力，（这一点也是管理中要打破的）而西方对很多东西都追求其合理性，所以西方有公理、假设等说法；所以中国文化中给出的结论比较多，而西方的文化中讲究的是分析，所以中国人讲究悟，而西方人讲究逻辑，悟就是我看出来的，却说不明白，你自己去理解，而西方的文化中要讲究各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中国的文化很难传播，教育也起到的效果有限，因为除了死记硬背结论外，学不到结论的得出的方法，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超越和创造，而西方的文化是告诉你我怎么得出结论的，用的什么方法、什么过程和什么依据，所以西方文化传播的是方法和过程，容易学习，也容易用同样的方法与演绎和探究别的事物，所以很容易延展和扩大，所以中国的文化弄来弄去就那么一点点，而西方的文化体系却发展的庞大而且广泛。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都成了教训人的东西，很多难以让人信服；特别是那些从伦理道德上提出的对人的要求，往往违背现实的实际情况。

　　 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偏盖全，所以中国文化中所讲的内容和道理在现实当中很难经的起推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讲道理都很厉害，但做事就是不行，而且往往是讲道理一套，自己做的又一套，而且不讲究量化、感觉式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对于同样的道理在在具体的事情中却有不同的解释“量小非君子“，量大到什么程度是君子，很难说，为什么做君子也不知道，所以中国文化中有君子、圣人、小人等这样的称呼，这其实都是从模糊的道德层面要求的，这样使得很多东西彼此之间相互矛盾，或者同样的行为得出不同的结果，而不同的行为得出相同的结果，让人感到困惑。西方的文化当中讲求的是对具体的事情给出具体的答案，首先是对事物的评价方式给出个模型或者公式，然后针对具体的情况给出具体的结果，而不是笼统的给划到好与坏的队伍当中去。这样容易产生争执、分离和不满。

　　 中国的做事方法当中谋的东西比较多，不太讲求技术，更多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法，所以中国文化中以人为对象的东西比较多，有关人的文化很发达，所以做事（创造物质财富）不行，但搞统治会比较的厉害；而西方的做事方法中，技术的东西比较多，更多的是处理人与物或者单纯处理物的方法，所以西方的文化中以物为对象的东西比较多，有关物的文化很发达，所以更易于创造物质财富，所以中国的行事方法当中主要是对付人，而西方的行事方法当中更多的是对付事；中国的谋如何用西方的技术来实现。所以中国人容易形成人治，做事要讲潜规则，而西方人讲求法制和规则。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等级与优劣、尊敬与鄙视的心态都是有的，而谋的思维也使中国人畏惧很多，但却不尊敬（崇敬），所有的东西都成为为自己牟利的工具，而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

　　 中国的文化在描述上是混为一体的，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里，不象西方文化，把文化罗列的很清晰，每一种文化和知识体系是用来说明一个方面的，逻辑学就是逻辑学、语言学就是语言学、结构学就是结构学、认知学就是认知学、人文学就是人文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那是从各个角度对社会事物进行的研究与分析，而中国的文化乱七八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分析、哪些是方法、哪些是对事物的定论、哪些是伦理学、哪些是政治学，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易经将世事万物混为一谈的缘故。

　　 由于中国文化的来源不是经过系统的分析和得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得来的，所以中国文化当中的论断存在片面性“用兵之道在人和“这句话很难理解，光人和就够了吗，西方文化会对用兵的各个因素给出一个权重分析，人和是60%、兵器是30%、而将领的才能是10%，所以中国的文化中对用兵的论断很让人诧异，将、人和、天时、地利等等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没有非常好的分析与阐述，很难学习，很难学习的东西就不可以传播，也就不能使更多的人提升自己。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错误的论断，被名人一说就继承下来了，也没有经过科学的研究和实验，只是名人自己的一种感觉，而西方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只有多少比例的人能够出现和认知的东西才能成为一种社会知识和被社会认可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论断是名人的片面理解，不太容易被人认知和认同。中国文化中对事物性质、特点以及状态认知的片面性，中国文化中的善、恶、孝、慈、义、仁、礼等，其实世界和事物的存在状态、特点和性征还有很多其他的状态，这是中国文化所没有理解到的。

　　 如果对整个的文化和知识体系进行一下比较，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和知识体系与西方的知识与文化体系相比较而言有很多欠缺的地方。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结构分类如下图，分类方法为其研究的对象：

　　我们认为黄色的地方为西方知识体系所涉及到的内容，而兰色的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涉及的内容。

　　很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比较有缺陷的。

　　 （未完，待续，《中国现代社会的族性与人本意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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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邓成华单位系华安盛道管理咨询公司执行经理，欢迎您与作者邓成华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电子邮件：ceo@mc-hel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