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正在从工业时代走向知识时代，至少也是互相混杂其中，而二者之间的管理逻辑截然不同
两年前，我曾在《2006，悄悄发生的管理变化》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管理开始摆脱轰轰烈烈‘运动式’管理旧习，走向了更加成熟理性、更具连续性的程序化管理。”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管理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重拾常识的过程。从某种程度说，中国企业管理“很不幸”，刚刚摆脱“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羁绊，并且开始走向专业分工的工业社会的当口，又遭遇了知识时代“解放个性，释放创造力”的巨大挑战。
两年后，我想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管理正在从工业时代走向知识时代（至少也是互相混杂其中），而二者之间的管理逻辑却截然不同。
“生产”和“创造”的不同，不仅仅表现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工作者所使用工具的不同，更是表现为管理上的截然相反，具体来说，工业时代是“求同不求异”的标准化管理，而知识时代是“求异不求同”的个性化管理。好在中国人一点都不愚笨，并且悟性很高，几乎是无师自通的领略了知识时代的管理真谛，包括了“如何运用想象力、如何面向未来、如何主动创造需求”等等。
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显露出了工业产能趋于过剩的现象。
据相关研究机构的统计显示，就消费品的生产层面而言，2007年，中国成品鞋、手机、彩电、激光视盘机产量占全球产量的比重分别是68％、47％、45％和60％，中国已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世界工厂”，但“世界工厂”声誉的背后却埋下了消费品生产严重过剩的隐患。事实上，所谓的“产能饱和”指的是生产过剩、而不是需求过剩。
所谓“世界工厂”的美誉，在我个人看来，其实是个贬义词，因为一般来说，工业制造类企业至少拥有六个环节：第一产品设计，第二原料采购（供应链），第三生产环节（品质或质量），第四顾客确认（专业化），第五品牌建设，第六终端渠道，这其中，唯独“生产环节”是价值最低、也是最没有效益的环节。所以我总是把中国制造业的管理，也称之为“生产车间”的管理。
当下，中国流行的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其实就是试图从生产效率时代走向自由创造的时代。大体上，企业组织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产品时代”，第二“服务时代”，第三“创造时代”，这其中，产品时代属于典型的工业企业时代，而服务时代属于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之间的过渡时代，只有创造时代才属于知识社会。
从本质上讲，社会繁荣就是一个激发社会公众创造力的过程。
事实上，在传统工业制造业之外，还有着非常广泛的基于“创造”的产业和空间，包括了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动漫产业、游戏产业、新型服务业等等，在这些被称之为“内容产业”或“创造性产业”的领域中，不仅有着巨大的创造空间，而且也有利于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因为大学生本身就是知识型员工。显而易见的是，这需要政府解除各种管制从而释放创造的空间，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社会创造力。
德鲁克认为，未来是一个“知识”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工业”的社会。我想说的是，未来不是知识型经济，而是创造型经济，德鲁克所倡导的知识经济也已落伍，取而代之的是创造力经济。因为“知识”仅是知识工作者手中的工具，而他们使用知识来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无论是从未来经济的角度来说、还是就眼前的大学生就业的角度而言，中国社会经济都需要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原因无它，因为“工业人没有未来”。
姗姗来迟的“工业精神”
格力电器公司总经理、人称“铁娘子”的董明珠喊出了一个清晰的、令人振奋的、有别于传统商业精神的“工业精神”的口号，可惜响应者寥寥。据说，这是董明珠读《亨利·福特自传》悟出的一个管理真谛。
显然，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口号和感悟，因为当下的中国，已经是工业制造类企业遍地开花，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业繁荣景象，可是，依旧有很多工业制造业的企业主抱着传统“商业精神”不放，具体来说，就是恪守着“哪里有利润、就往那里走”的商业信条，这是典型的“利润”导向、而不是“顾客”导向。
[ 责任编辑：晶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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