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入地讲，当社会与组织无法克服对资源的独占管理模式时，恰恰只能说明这样的社会和企业组织仍旧处在强权制度与暴力管理阶段。则，必然有“礼崩乐坏”管理困境，必然有老板文化；则，在“均田地、均贫富”的社会理念下，积极追求“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仍旧是多数民众心中最主要的理想，加深社会矛盾与民众的不满程度；则，社会与组织的危机，在不均衡的管理现状中，就不可能克服。则，所有缓和矛盾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最终都必将归于失效。
　　
    如此看来，强权制度与暴力管理，几乎与“礼崩乐坏”管理困境，表现出如影随形、互为孪生的亲密关系。
　　
　　当然，我坚信，至少有一些结构体系，能让恶行得以益于民众、私利服从于公益；尽管，“人”的因素依旧很重要，但“人”无往不身处结构。而结构的公平，不断实现让劳动者幸福、懒惰者勤劳、恶德者谨慎、管理者单纯与执着。甚至，我还可以继续说，在这样一些结构体系中，不需要再从性质上区别与寻找“圣人”、“明君”与“贤人”这样明智的老板与优秀的管理者，社会和组织只需要进行合理的设置调整、职能定位与适时优化，也即：岗位职能决定结构能力，结构能力决定组织能力。
　　
    也许，这种结构仍旧需要很多年、很多代人的努力。
　　
    但在相反结构体系的不断升级下，一定会重复强权制度和暴力管理的末路宿命，随着导致管理弊端的多种矛盾表现，“礼崩乐坏”条件下的各种各样的管理困境将纷至沓来。随着最主要的“贤人管理”缺位的逐步出现，则组织不可避免地，将迟早会被另一种强权制度和暴力管理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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