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我们也要清晰地洞见，贤人德行同公共管理价值观及其制度的关系仍旧是相互的。在崇尚德行的远古时期与等级社会，无论财产与权力是否控于私人，因贤人（以“圣人”与“明君”为核心的道德高尚或能力突出的管理者，大致包括“忠臣”、“能臣”，可以合称为优秀的管理者）管理，确立公共与组织福利体制，有序地鼓励良善言行，重视培育、选拔与任用贤人，则民风淳朴，格调自然，社会与组织风气健康积极，人们的生活简单幸福……于是，广大民众亦积极争相效贤。这大致是贤人社会的基本表现。
　　
    相反，表现在“礼崩乐坏”型社会，由于财产与权力被控于少数人，公共管理确立保障私权体制，为缓解社会矛盾而建立私人交易机制和设定繁琐的诉讼程序;组织治理中，管理者也多编造员工竞争考核与激励机制。自然地，民风欺诈，诡计多端，相互倾轧，恶德败行之风气大盛，无耻之徒被视若上宾，纵横开阖之客横行，巧取豪夺权力与金钱者往复自矜，达官贵人自恃甚高……则讼争不断，良善隐匿。社会总体上表现为贤人缺位，且多戕害贤人。
　　
    经常有人疑问：“贤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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