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盯梢、飞车冲撞、砍刀袭击、当街殴打……这些惯常出现在电影中的景象，却被山东联通的员工在省内多个地市内不断遭遇，而更令人惊讶的是，短时间内的这一系列事件，竟然都出自山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之手。近期，更有一名移动员工因为殴打联通员工将判犯故意伤人罪。

　　 事情经媒体披露后，引来了强烈的反响。对于中国移动来说，这无疑严重地影响了自身的形象。而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此次事件对长期战略型股东的利益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这个事例说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职能，已经渐成社会共识。然而，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公众形象、重视“泛股东”的利益，却尚未得到许多上市公司的应有重视。

　　部分公司出于纯粹的经济利益的考虑，忽视了社会责任、公众形象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过于急功近利，结果很可能反而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品牌形象的战略发展，对长期战略型股东的长期利益很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所谓泛股东，是指所有能够影响到企业的人群，以及企业能够影响到的所有人群。重视泛股东的利益，是欧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方兴未艾的公司治理思潮。如当年壳牌石油公司借着其与尼日利亚军政府的特殊关系，垄断了该国石油产业，其对特权的滥用，造成了当地环境的严重破坏，并造成了与当地居民的严重冲突。而欧洲许多地方的公众，发起了抵制壳牌的运动，为此，壳牌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同样，沃尔玛、耐克、菲利普莫里斯等世界巨头，要么由于“血汗工厂”、“童工”问题，要么因为对公众健康与知情权的漠视问题，在公共关系和企业形象上均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其长期发展蒙上了阴影。

　　在投资者方面，尽管会计报表、财务利润是国外机构投资者的重要考虑对象，但是，国外机构投资者出于种种社会压力和道德伦理观念，会对某些“不良企业”作出回避或者谨慎考虑。如有的基金坚决不投资烟草公司（因为对消费者的健康有害）、有的环保主义者只买某几家造纸公司的股票（因为这几家造纸公司不砍树，还种树）、有的基金决不投资军火股（军火公司发的是战争财）。更有层出不穷的与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相关的各种股票指数，如“多明妮400指数”，在排除了酒精、烟草、赌博、核能、军火等公司后，再用环保指标、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劳资关系等多种“虚”的指标来衡量。

　　事实上，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并非欧美管理学界的首创。《论语》中孔子曾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与欧美学者更强调“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制约相比，中国古代用儒家的“礼”来约束竞争中的人的欲望。假如上市公司们漠视社会责任，而法律又不能对其加以足够的制约，那么，市场经济真的可能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可怕丛林中去。

　　无论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需要企业在考虑纯粹的经济利益的同时，重视社会责任。值得庆幸的是，从国家的治国方略，到消费者、投资者，这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