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道、佛思想做出新的诠释，立意于创新

　　 在如何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上至今仍存在着“左”的思想的流毒，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一堆垃圾”；或者说成是“封建性的文化”。这些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认为传统文化不值得继承和弘扬。薛永新先生锺情于传统文化，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道学与佛学思想进行新的创造性的诠释，使传统的思想赋有了时代的气息和新的生命力，从而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能够得以真正的继承和弘扬。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在讲到企业的立业之道时，对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的思想进行了全新解释。薛先生认为，一个企业要像水德那样利于万物而不争，企业利于大众而有成。企业立业之道是：“必须立在人们的利益需要上，立在人们最普遍、最实际、最迫切、最不可缺少的利益需要上”，不要立在自己的利益上。“企业的利益必须是在公众和社会里，就像水和万物的关系一样，利益是万物，而不是在水”。所以，企业的立业一是要立在公众的利益上，二是要立在使自己企业成为社会和公众的需要，这是立业的两个根本点，“舍此两个根本点，不足立正业”。这是薛先生对“水善利万物”的新颖之解。再如，对“不争”的新解。“不争，立于不争而无忧，立于不争而有成”。薛先生认为，“不争”就是“无私”、“无欲”。把“不争”的思想用在企业管理上，就是“立业要立于无竞争领域”，立在“无竞争点”上，立在“大众的潜在需要”上。这种“需要是未被满足的需要”，因而具有“立业的价值”。这就是“无私”。此外还要立在“与世无争”之上，企业利益于大众和社会，大众和社会就一定会回报给企业。这些见解真是十分新颖而深刻。可以说，薛先生正确处理好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对传统的思想进行新的诠释，提出创造性见解，使之与管理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使传统的管理思想具有了时代的气息和新生命力，是全书的脉络。

　　 二、从实践经验中、从时代需要中进行总结和升华

　　 薛先生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其目的在于致用，在于指导管理的实践。薛先生的管理理论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不是书斋的空洞，而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加以总结和升华。任何真正的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实践出真知。在某一特定的领域，最有知识、最有发言权的是最有实践经验而又善于总结提高的人们。在我们中国的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理论，它必然具有其鲜明的特色：1、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基础；2、使广大的职工具有认同感，因而具有强大的亲和力；3、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薛先生的《大道•无为》这本书向我提供了上述的启示。

　　 由于薛先生的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因而也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如薛先生提出了“太极观”的理论，他用四个层次来理解太极图，一是“有阴有阳，阴阳合抱”；二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三是“圆”“满”结合，从“圆”中获得了“满”的意义；四是整体性，即道家所说的“一”。所谓“太极观”就是“抱一”“守中”。薛先生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把太极观用之于企业管理的实践，并从中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1、用太极观处理矛盾，具有对矛盾的超越性，即超越于矛盾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不陷于也不执着于其中的任何一方；2、驾驭矛盾的运动。由于超越于矛盾之上，故能驾驭矛盾的运动和转化；3、所谓驾驭矛盾运动，不是以意志强加于事物，而是主动顺应，积极创造转化所需要的条件；4、树立任何矛盾都是可以转化的观点，就可以正确对待和处理矛盾。薛先生的上述思想是他从实践的经验中升华出来的，是从深刻的感觉中理解到的，因而它具有相对真理的价值。再如薛先生对利益观的论述，真是绝妙极了。他认为企业的真正利益在消费者之中，在公众之中，在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中。“消费者用药后，药到病除。保全了健康的中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利益之所在，或者说，这才是利益的人文发生点”，其中隐含着一个判断：“如果公众不能从消费行为中使身心获得受益，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利益”，“真正的利益，只能在消费公众的身心生活领域中实现。消费公众是否受益，是判断是否有真正利益发生的人文判别点。”“公众生存有所受益，才能算是有了真正的利益”，这种利益观真正体现了仁爱慈悲的心肠。薛先生把这样的利益观用之于企业管理，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１、企业应当是利益的制造者和生产者，而不是利益的占有者和享受者；２、企业生产以制造真正的利益为最终目的，其生产行为在人文意义应当延伸到公众生命的现象领域；３、企业生产的全过程，以物质大千世界的诸元素为起点，以众生生命现象领域的繁荣昌盛为终点，对这样的生产全过程担负责任；４、是否能生产出以上所指的真正利益是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一个“真企业”的分水岭；5、企业的利润是公众对企业界交纳的对未来利益的订购。公众是在受益后产生信任和期望的基础上向企业界伸出的订购之手；6、成熟的人文企业只有一个使命：不断地为以众生生产新的利益，不可将“订购”吞为己有；7、大多数昙花一现的企业，不具备这样的人文高度，属于学习中的企业。这些从实践总结出来的思想，不但深刻而且十分精妙。总之，《大道•无为》许多精辟的思想，都是薛先生实践经验的总结，充满着勃勃生机和现实感。

　　 三、着眼于中国特色管理的探索

　　 一般说来，管理是对人、财、物和信息的管理，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人是文化的生物。任何一个人及其他所属的群体都是一定的民族文化所塑造的。因而对人的管理不能脱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人的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都深受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管理有它的一般规律，也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民族性。因而中国的现代管理绝不是只照搬外国的，而是要把管理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的国情、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我国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不是照搬而是要创新，要使之民族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薛先生把现代的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学佛学结合起来，探讨了现代企业的无为之道、立业之道、长存之道、信仰之道、管理之道以及企业家的人生之道、企业家的人生经营、心理管理等等，内容涉及到了现代企业管理的人性问题、管理的主体与客体问题、管理艺术与经营谋略问题、企业理念与企业形象的问题、企业与市场、企业与社会的问题、企业内部的和谐问题、企业家在现代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等等。薛先生在探索这些问题时，不是照搬日本的，也不是照搬美国的，更不是照搬西欧国家的，而是进行了民族化的创新。其突显了团体、社会为本位的思想、突显了以民为本的思想、突显了人性善的假设、突显了社会和谐、人际和谐的思想、突显了利物利他、成己成物的思想、突显无私无欲的奉献的思想、突显了阴阳和合、抱一守中的思想、突显了不断塑造人性和不断升化人格的思想等等。薛先生所突显的这些思想，是对民族文化精华的重现与重建。

　　 人为万物之灵，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因此薛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谈人生经营的问题。管理中的人性问题，实质上是探索人的行为的内在动机问题，即人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追求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问题，这样问题不论对于管理的主体，还是管理的客体都十分重要。因此，薛先生的管理理论，从人生经营开始。人生经营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始终保持“善”的本性。要创办好一个企业，首先要经营自己的人生。一个企业家只有深刻认识了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真谛，才能经营好自己的人生。薛先生认为，道家的“水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佛家的“四无量心”（慈、悲、乐、舍），都提倡“利物利他”。仁民爱物、利物利他、慈悲乐舍是人生的第一义谛，也是创办好一个企业的第一义谛。因此，只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才能经营好企业。薛先生反复强调：企业的真正利益是消费公众和社会的利益，“企业的天职，就是为众生谋利益”，所以，成都恩威集团公司的宗旨是：“造福众生，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这个公司兴旺发达，誉满海内外的秘密之所在，也将要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重视企业的道德建设应中国企业文化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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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从事中国哲学、易学以及儒家管理理论的研究。历任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易学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孔子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古籍规划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中华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中华文化研究通讯》副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如果希望与作者交流请在评论处留言，感谢您阅读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