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未来三四年最有意思，那时现在的人在做的东西就出来了，那就是给未来的北京画眼睛鼻子嘴——给北京一个中心。”
　　
　　1994年，张欣回到告别17年的北京定居。她面临这样一个中国：生机勃勃的经济和陈旧的制度框架共存，在北京成立一个新公司最多要盖几十个公章；14年的社会分化造成了丰富的阶层，但是很少人对这些阶层有足够的认识；惊人的外资投入增长和惊人的信息不对称；海外留学归国人数以年均13％的增长率增长，在未来8年内将达到14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选择京沪两市落脚。
　　
　　张欣本人的经历是一部中国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不过主角是女性。文革中父母划清界限，5岁随母亲下干校，玩具是几头小活猪；14岁到香港，做电子元件厂女工；用打工攒的钱去英国读秘书学校，一路读到剑桥；到华尔街高盛银行做投资顾问，嫁给潘石屹，然后成为中国当今建筑业最杰出的女性。
　　
　　1994年，在香港拥有“面对维多利亚海湾的大房子”的张欣住进潘石屹的恩济花园，经过一段家庭和文化上的磨合期，她离开高盛银行，全心全意投入潘石屹的事业。翌年，SOHO现代城计划正式开始启动。
　　
　　在此之前，张欣从未涉及房地产开发，对于什么是好建筑也没有太多自己的结论。初期阶段，她对“好的建筑”的定义是：舒适、不浪费。SOHO现代城后面几栋住宅楼的“大玻璃”——也就是替代了露天阳台的落地玻璃窗，一度引领了住宅建筑潮流，引来诸多效仿者。但是，关注点还只停留在精装修上。
　　
　　第二阶段，“我开始意识到人的生活与空间密切相关，给他什么样的空间就创造了什么样的可能性，这时候我们开始考虑SOHO的SmallOffice、HomeOffice这一部分。……现在中国最有活力的就是小公司、私营企业。这些人需要的是一种现代的形式、方便的位置，SOHO的精神就是现代的、快速的、年轻的、有生命力的、小的、知识型的。……等到人住进来之后，才发现方方面面什么人都有。画廊、某网站网、新周刊、广告公司、印刷厂……惟一的共性是特别有活力。35％的屋子在晚上下班后还亮着灯。”1998年开发建设SOHO现代城，整个项目40万平方米，销售收入超过40亿元人民币。
　　
　　第三阶段，张欣开始向往更“精神层次”的东西，按她的说法，“超越马桶把手”，让目光不被过于琐碎的实用细节束缚。这个改变最早从1997年开始，香港设计师张永和在为她设计山间别墅“山语间”时，给她很大的震撼。4年之后，她决定将自己受到的启示带给“老百姓”，让他们体会到建筑的丰富可能性。张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观念：“我们要为亚洲的艺术家提供机会。”潘石屹夫妇向12位亚洲青年建筑师发出邀请函，请他们参与设计一个长城脚下的建筑师走廊。2002年5月，这个名为“长城脚下的公社”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建筑博物馆为张欣赢得了威尼斯双年展的“个人建筑艺术推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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