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代与众不同的两个细节

　　第一是青年时代的好客和运动才能。荣智健的大气作派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据说是一辆红色皮座的Singer敞篷英国跑车——在当时的上海成了一道风景。他经常开出去兜风，常请同学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很大方。这和若干年后，他在香港和李嘉诚、郭鹤年们成为球友如出一辙。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中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俨然是一颗明珠。”在荣智健的回忆里，他的大学生活豪气而好客。

　　据荣智健回忆，在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而把大量时间花在运动上。“每天要练球，课都没法上。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炼。”荣智健说。体育最终没有成为他一生的职业选择，但是对他的意志力、协作精神和体能的操练，是无法用其他东西取代的。早年家族的优越性并没有让荣智健成为一个只会享受锦衣玉食的公子爷，他的很多做法很早就注定了他的未来走向。

　　第二是和所有荣家人不同的下放经历。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当时荣毅仁已调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以其家庭背景，无论是到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工作，荣智健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决定到基层去磨炼一下自己的意志。 荣智健和这个时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以满腔的热情到了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实习。在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荣智健从实习技术员干起，希望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于国家建设。但在水电站干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荣毅仁成为红卫兵的专政对象。政治斗争的无情使荣智健也受到了牵连，他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自治州龚嘴水电站工作，进行劳动教育。荣智健回忆说，赶往四川，他连续坐了5天5夜的火车，而等待他的却是更严酷的环境。

　　“虽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抬大石头、背75千克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日常吃的是四川人叫作红苕的地瓜(即山芋)。我们是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头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这是荣智健对于在四川的回忆。而在荣智健背氧气瓶上山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贵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荣毅仁则正在北京的工商联大院里打扫厕所。

　　1972年，荣智健回北京，并参与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统稳定研究。唐山大地震时，他被派往参加抢修电力系统，他说：“那次死了几十万人，尸骸遍野，比原子战争还厉害，中国人命真苦，多灾多难。”多年以后，荣智健并没有抹杀这段记忆，他认为，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和他所看到的现实，培养了他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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