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任何定性的判断都要回归到理性的量上去，6亿-8亿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区间，只差两亿元，但是如果加一个亿没有问题、加两个亿没有问题，那么加任何数都没有问题，这种逻辑是错误的。”

　　“撤”的说法也许的确出自海信的本意，但海信公开声称要走，多少有战术上的考虑——毕竟，海信托管科龙并取得成功的现实让周厚健在与顾雏军的谈判中占据主动的位势。

　　与此同时，卖方同样没有吝惜力气地在舆论上对海信施加压力。进入3月初，某些“知情人士”开始通过媒体传播消息，称“被监管的顾雏军授权科龙电器代理董事长刘从梦于2006年3月8日主持召开了董事会会议，海信高管无一参加，董事会最终决定将对顾雏军所持有的科龙股份进行公开拍卖”。媒体报道，据“知情人士”说，海信注入科龙的启动资金是通过低价卖出科龙库存产品所得，而且科龙被接管后，科龙并没有归还广东各级银行债务，这让地方政府很不满。这些消息流布的动机很明显，希望海信与格林柯尔的谈判就此破裂，至少，给海信施压。

　　3月14日，科龙电器发出公告，否认刘从梦召开拍卖事宜董事会的不实报道，但同时亦陈述道：销售代理协议将于3月31日到期。

　　不动声色的公告向外界透露出相当微妙的局势。3月份，科龙本来已趋于缓和、正常的供应商、经销商、银行关系再度变得紧张起来。科龙副总裁林澜说，如果海信与科龙当时协议中止，可能是一种双输结局。“海信之前在人力、资本、精力上的付出可能因此付诸流水，对科龙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刚刚适应了海信的一部分管理方式、文化等等，再去适应另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公司，也很难说是什么状况。我最担心的是适应完以后，科龙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于顾雏军而言，“股权拍卖”可能是向海信要价最后的底牌。按照全国人大2000年的相关司法解释，股权拍卖的方式是合乎法律程序的。面临银行和代理商、供货商的诉讼请求，法院可能会选择股权公开拍卖。不过，按照汤业国的说法，如果按照股权拍卖的方案，拍卖周期至少需要四到五个月，科龙最终可能会因此获累，股权拍卖很可能变成为一种破产拍卖。

　　这样的后果让顾雏军股权拍卖方案的可行性几乎为零。顾雏军辩护律师李贵方透露，海信入主科龙的重组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赞成，从国务院，到广东省的各级地方政府，都认为重组方案较之破产方案要好，这样有助于“保企业、保品牌”，有助于“稳定生产、稳定职工”。“科龙上下游产业链有1万多职工，加上家属，有十几万人。这么大的企业出问题，这么多的职工面临下岗失业，就不是小事，广东省政府异常重视。政府层面希望进行重组是显而易见的。”李表示。

　　海信与格林柯尔的谈判，从头至尾并没有任何投行参与其间斡旋。一般来说，中间人士的缺位使得买卖双方一旦谈僵，谈判就很难往下推进。好在，就在周厚健与顾雏军在价格问题上相持不下、针尖对麦芒的关键时刻，地方政府、工商联等有关部门作为中间方、润滑剂的作用显现出来。

　　关于政府在谈判最终阶段起到的关键作用，一些媒体上报道的一种说法是，“顺德区政府担保借款2.2亿元给股权转让方格林柯尔，用于偿还格林柯尔侵占的科龙电器资金”，致使收购价终从9亿元降至6.8亿。对此，顺德区政府并未对此作出公开表态，而周厚健对此不置可否，其回应是“传说很多，真正发生的事是海信付给格林柯尔6.8亿元。2.2亿元应该讲绝不是海信和格林柯尔交易的内容。”

　　但是周厚健承认，仅仅靠他和顾雏军的谈判、或者海信与格林柯尔的努力，这件收购根本不可能达成。“海信收购科龙的促成与其说海信的决心、意志起了作用，不如说前期是海信起了作用，后期是靠社会各界的支持。我始终讲，没有广东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的支持，这事就根本不可能做成。”

　　就在海信驻科龙团队已打点好行囊准备飞回青岛之时，代理销售协议最终期限的前两天，云开月明。于淑珉(海信集团总裁，在谈判后期被周厚健派到顺德一线督导谈判)接到顾雏军代理律师消息，顾雏军在看守所里愿意以6.8亿元价格成交。于立即致电青岛，把这一信息在电话里向周厚健作了汇报。两人通了很长时间电话，周对她说：“这件事终于做完了。”

　　6.8亿元是双方各退一步的结果。据顾雏军辩护律师李贵方透露，最终的协议不只是6.8亿，其背后也要解决格林科尔公司与科龙公司之间业务和资金的往来交易问题。“这是一个一揽子协议。”

　　一起收购本来就要谈崩。在最后关头，裂缝又这样轻轻弥合上了。

　　4月1日，海信与科龙电器重新签署了销售代理协议，将原定3月31日到期的代销协议延至5月10日。

　　4月24日，科龙电器正式发布公告，宣布海信方面将以6.8亿元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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